中国文化深层结构（二）

“二人”关系

1.中国人的“和合性”

由各种食料“和合”与同一碟的中国烹调术引出中国的“人情味”，熟人之间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交友的方式，主动替别人办事，博取好感。人我界限不明朗自然导致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，也会产生“我出不了头，你也不要出头”的平均主义心态，无个人主义，献“身”思想，促成集体主义，万事以和为贵，产生“在一起”的感觉，最终有“团结”（一元化、大一统）的倾向。

2.“他制他律”的人格

中国人的良心不是对的起自己，而是对他人，良知：恻隐之心、羞恶之心、辞让之心、是非之心。做人很大一部分是做“面子”，不见面就会疏远（西方也会如此吧），人情培养，常常见“面”。“羞耻感”是以别人怎么想为主，受外来人情的约束。着重“门面”和“样子”，，当局大规模的“文饰”，镜头前的人总是美好的。不同渠道化的人情——辈分、等级、内外层次——就形成了不同的特殊化制约。不平的角色关系中，人格也自然不平等，形成上下制约的关系，服从权威的力量，从家庭生活延伸到社会与政治中。在能够制约自己的人面前，总是礼让，处处以对方为重，自己吃亏也无所谓。没人看见的时候，就有不守规则的倾向。是否有内省式的人格，只限于极少数有“灵性的”或者讲究“大是大非”的人。

3.中国人的代际关系

要求下一代完全向上一代投降，并且只有做到完全认同的地步，称作“孝”，每一代被上一代抹杀，又去将下一代抹杀，保证中国历史“万古如长夜”，不妨称为“杀子的文化”。中国文化中，“个体”倾向于被当作是“工具”而不是“目的”。母子关系上来，精神上从未断奶，母胎化倾向。将成人当儿童，儿童时灌输超出其理解力的事物，为了将来成人的儿童化铺路。“儿童化”与“老年化”共同抹杀少年时期人格发展。

中国人的“个体”

1.社会对个人的权威主义笼罩

“人”被当作生育的工具。私人状态（私生活与私人意识）不发达，不尊重私生活的。宣泄个人情绪问题，公私不分。一个“人”被讨论的方式，就是他被控制的方式。

2.自我压缩的人格

“让”外必先“按”内，逆来顺受，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，不敢让自己太有吸引力，“不敢为天下先”，一潭死水的生存状态。自我压缩的人格的另一个表现，对世界采取“静”的态度。产生一种“弱者文化”，以弱胜强，以柔克刚，以静制动，以退为进，预取先与，欲擒故纵，借力打力等。培养了奸狡猾贼，弱者用不公平竞赛的方法战胜强者，造成逆淘汰。中国人搞“自我扩张”必须做人上人，顶层的金字塔尖。

3.“个人”的不发展

抹杀了“个人”，并不能造成“无私”的集体主义精神，反而公共利益遭人破环，无公共利益意识。也会导致个人不发展，无个性，“小丑化”的倾向，无自我尊严，依赖他人的需要，推卸个人责任的倾向，难于维持人格的完整性，“类型化”的倾向，公式化的人格塑造

4.不发展的“个人”对别人的伤害

党同伐异，将个人私心放到整体利益上的虚伪做法，养儿防老，人是工具还是目的？未开化的利己主义，刻意的损人利己，借别人的头一用，踩别人，拔高自己。